万历四十三年的漕河与山东旱灾——汶上蜀山寺中一块碑刻的解读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9年0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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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醒:① 该碑目前位于山东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南旺湖中的蜀山寺中,下文以《游蜀山湖碑记》或《碑记》名之。万历四十三年的漕河与山东旱灾—— — 汶上蜀山寺中一块碑刻的解读郑民德(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 在山东运河郊野调查中, 笔者在汶上县蜀山寺中发觉一块明代碑刻, 该碑内容虽为纪行性质,但却对明清漕河水柜之一蜀山湖的现状进行了细致的记述。 通过对水柜浅涸的研究, 并连系苍生的现实糊口, 进而切磋昔时山东发生的严峻旱灾, 阐发地方、 处所当局、 区域社会的赈灾办法, 以揭示保守中国灾荒对区域社会的庞大冲击。环节词: 万历四十三年;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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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该碑目前位于山东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南旺湖中的蜀山寺中,下文以《游蜀山湖碑记》或《碑记》名之。万历四十三年的漕河与山东旱灾 汶上蜀山寺中一块碑刻的解读郑民德(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 在山东运河郊野调查中, 笔者在汶上县蜀山寺中发觉一块明代碑刻, 该碑内容虽为纪行性质,但却对明清漕河水柜之一蜀山湖的现状进行了细致的记述。 通过对水柜浅涸的研究, 并连系苍生的现实糊口, 进而切磋昔时山东发生的严峻旱灾, 阐发地方、 处所当局、 区域社会的赈灾办法, 以揭示保守中国灾荒对区域社会的庞大冲击。环节词: 万历四十三年;漕河;山东;旱灾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7.06.018文章编号: 1674-8107 ( 2017 ) 06-0115-07收稿日期: 2017-08-17基金项目:国度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山东运河河政、河工与区域社会研究”(项目编号: 16CZS017 )。作者简介:郑民德( 1982- ),男,山东五莲人,副传授,汗青学博士,次要处置运河史、经济史研究。明清两朝,山东运河号称“闸河”,其水源全数由汶、泗等河与沿线根源补给,一旦遭遇干旱,漕河即会浅涸,形成国度漕运受阻,要挟政权统治。明朝永乐年间, 工部尚书宋礼在京杭运河最高点济宁汶上南旺镇置南旺分水枢纽工程, 实现了运河水源的南北分流,京杭大运河由此全线贯通,同时置蜀山、安山、马踏、南旺、马场等湖泊,作为水柜积储水源, 以供漕河利用, 防止淤浅。 笔者在2016 年 8 月的山东运河郊野调查中,在汶上县蜀山湖中的蜀山寺中发觉了一块由明代曾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的丁绍轼纂写的碑刻 ① 。该碑内容为丁绍轼于万历四十三年( 1615 )游历蜀山湖时的所见所感, 次要涉及蜀山湖浅涸现象、蜀山湖与漕河关系、蜀山之名来历等,并对昔时旱灾对湖泊、漕运、民生的影响有所阐述。 目前关于明代山东旱灾的研究多集中于灾情阐发与荒政扶植方面,重视全体性切磋,而对某一年份灾荒与区域社会关系的研究尚不深切, 因而笔者在研究碑文的根本上,连系昔时山东遭遇的特大旱灾,来切磋灾祸的规模、分布地区、影响程度等,并对分歧阶级的赈灾办法进行阐发, 以期在深条理上揭示保守社会中灾荒对通俗苍生所形成的庞大冲击。一、 碑刻解读中的山东漕河与水柜万历四十三年( 1615 )为明王朝的艰屯之际,先是四月在河南洛阳福王府发生了由千户龚孟春率领数百士兵的哗变事务, 接着蒲月又发生了惊讶朝野的“梃击案”,导致王朝内部的斗争不竭激化。 更为严峻的是昔时直隶、山东、河南发生了严峻的旱灾与饥馑, 其范畴之普遍及对社会冲击之猛烈,都达到了明代的最高峰。 除内忧外,女真势力也逐步强盛, 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 1615 )添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与之前的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构成八旗轨制,并设固山、参领、佐领予以办理,构成了严密的军事组织,对明王朝边防的要挟日渐加大。在诸多内忧外患中,本文针第 38 卷第 6 期2017 年 11 月井 冈 山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Vol. 38 No. 6Nov. 2017 第 38 卷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对此中的旱灾予以研究,并从《游蜀山湖碑记》(以下简称《碑记》)入手,阐发其时的漕河与山东区域社会。《碑记》的作者为丁绍轼,字文远,南直隶贵池人(今安徽池州),万历三十五年( 1607 )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人、检讨、少詹事等职,天启时备受皇帝宠任,升任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为次辅,天启六年( 1626 )卒,“墓在贵池县常安寺,谕葬” [ 1 ](卷五十九《陵墓》) ,赠太傅,谥文恪, 生前著有 《表里制》《玉堂纪实》《池州府志》《丁文恪集》等书。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丁绍轼在翰林院任职,因公务行经大运河,在路过汶上时受邀前去蜀山湖旅游。 碑刻内容即为该次游历的所见所感。其文曰:“汶上田明府招同孔庶常游蜀山 □ 南旺有湖,湖心有蜀山,解之者曰:蜀者,独也。 而湖与河通,今岁苦旱,决湖救河,至七月望,水不盈尺,荷荇点然,愈以成其山之独矣。余奉使过,适田明府招饮,期间虽尽一日之兴,实共切忧时之怀,因漫赋此,并以称谢!此山何称独,四面皆湖光。独此硉矻奇,居盘水地方。 昔年山势尤未高,芙容铺膝水横腰。 本年山势成独峻,旱魃为虐水枯甚。 此水不比寻常水, 徒养芰荷与锦鲤。 一派却与漕河通,百万军储实相倚。 肆今河枯湖亦枯,谓不忧燔岂吾徒。 吁嗟吁嗟吾田子,云汉兴悲犹未已。 相携来看湖上山,正欲视此湖中水。 有水有山是为朋,无水徒山真独矣。 吁嗟! 白云苍狗非浪说,转涸回苏待何日? 愿言霖雨在斯须,照旧湖光与山色。 万历乙卯岁七月之望,史官秋浦文远丁绍轼。天启四年新安后学程可澄书勒石” [ 2 ] 。 从碑刻内容可知,蜀山湖与漕河有着亲近的关系,为漕河水柜,供给漕船航行的水源,该年山东大旱,当局决蜀山湖以救运河, 导致湖水大减, 湖中的蜀山显得非常险峻。 丁绍轼面临如斯严峻的旱灾,对国度漕运、民生非常忧愁, 所以在诗中但愿天降甘雨, 使蜀山湖、蜀山恢复以前的美景。明代山东运河完全为人工开凿, 水源非常紧缺,沿途设三十余闸以调剂水源,并在南旺分水枢纽附近置一系列水柜以赈运河匮水之急, 构成了蜀山、南旺等湖泊,这些湖泊用于存储汶、泗及根源之水,雷同于盛放衣服的柜子,故称水柜,在运河水源不足时以济运,通过闸、斗门等水利设备,将水放入运河之中,以充盈航道,所以地位非常主要。据《读史方舆纪要》载:“运艘全赖于漕渠,漕渠每资于水柜,南旺等五湖,谓南旺、蜀山、安山、马场、马踏五湖也。 或以南旺、安山、马场、昭阳为四柜。 水之柜也,漕河水涨则减水入湖,涸则放水入河,各建闸坝,以时启闭,实为利漕至计。 ” [ 3 ](卷十二《漕河》) 《天府广记》亦言:“夫漕河故资泉水,而地形东高而西下,非有湖为之积潴则涸,故漕以东皆有水柜。非有湖为之宣泄则溃,故漕以西皆有水壑。 ” [ 4 ](卷二十一《工部北河》) 水柜为运河沿岸诸多湖泊的统称,“水柜即湖也,非湖之外别有水柜也”。[ 4 ](卷二十一《工部北河》) 这些湖泊若是细心划分,又分水柜与水壑(或称斗门),水柜特地供给漕河水源,水壑专收运河所泄多余之水,不外在明清两朝多以水柜予以归纳综合。 蜀山湖等水柜构成于明初永乐年间疏浚故元会通河时, 其时工部尚书宋礼相度地势,在运河水脊南旺镇勾引沂、泗、汶等水,筑戴村坝,南北建闸三十八座,“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斗门,在漕河西者曰水柜, 东者曰斗门, 柜以蓄泉, 门以泄涨”[ 5 ](卷八十五《河渠三运河上》) ,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运河水源调控系统。蜀山湖与另一水柜南旺湖关系亲近,“南旺湖,在汶上县西南三十五里运河西岸,周九十三里,即巨野泽东畔也,宋时河水东溢与梁山泺水汇为一,周可三百余里,及明永乐中开会通河,画为二堤,使漕渠贯此中。在东者又分为二,南为蜀山湖,北为马踏湖,其间地形特高谓之水脊,汶水西南流注于此,分南北二流,所谓分口也蜀山湖在汶上县南三十五里运河东岸,周六十五里,跨汶上、嘉祥、济宁三州县境,以湖中有蜀山,故名。汶上诸水及泺、澢等泉皆汇于此,每遇运河水弱则开汶上境内金线闸、 嘉祥境内利运闸以济重运焉” [ 6 ](卷一百六十五《兖州府山水》) 。 《禹贡锥指》亦载:“蜀山湖,谓之南旺东湖,周六十五里,地方有蜀山。 堤北有马踏湖,亦谓之南旺北湖,周三十四里有奇。” [ 7 ](卷五) 可见蜀山、马踏两湖本为南旺湖之构成部门,只是到了明中期在南旺湖中筑堤,分隔构成三湖。 此中蜀山湖次要收纳汶河与诸泉水,“纵长而横狭” [ 8 ](卷四《后纪程》) 。“蜀山在水中,望之若螺髻。 蜀者,独也,上祠圣母,云伏羲氏母” [ 8 ](卷一《纪程》) 。之所以名蜀山,是由于四周无山,该山独立湖中,“独者蜀,虫名,好独行,故山独曰蜀,汶上之蜀山、维扬之蜀冈,皆独行之山也” [ 9 ](卷十六《蜀冈录》) 。 蜀山规116 第 6 期模很小,在郊野调查中,据附近白叟引见,蜀山只是一块隆起的高地,占地大约三十亩摆布,此中表露在外的石质部门约七米长,五米宽,主山为一块扁平、呈卵形的巨石,可围坐百人摆布。 蜀山如斯之小,却成为明清期间的一处胜迹,是由于在茫茫蜀山湖中, 俄然呈现一处高物, 必然会惹起留意,加之蜀山上有寺庙观宇,香火兴旺,所以通过大运河南来北往的游人、士子、商贾纷纷前来祭祀与参观,不竭提高招蜀山的出名度。明人贡修龄沿运河航行时阻舟柳林闸,于是游蜀山,称:“小山独当波心,故云蜀” [ 10 ](卷八 《诗 》) ,并诗曰:“停桡无计款薰风,犹喜波心有蜀嵸。 宛尔千人盘石上,岿然独立鲁灵通。 渔歌尽有沧浪意,野叟有来白苎工。 若使荷钱能十丈,不教逼忆六桥红。 ” [ 10 ](卷八《诗》) 清人亦言:“湖心一点蜀山青,淼淼波光似洞庭。我欲乘槎浮碧汉,不知何处觅双星。 ” [ 11 ](卷六) 明清诗歌中大量关于蜀山湖的描写, 充实表现了其作为漕河名胜的地位。明代对于蜀山湖补给运河水源的感化很是注重,不单置专人办理,并且建筑了一系列工程予以保障。万历十七年( 1589 ),明当局建冯家坝,“长十余丈,系蜀山湖之门户,地卑而水易泄,故筑石坝以障之,水大则泄入马场湖,不至病民,水小则蓄以济运,实为要区” [ 12 ](卷一百四十七《运河水》) ,并以法令划定“蜀山湖四周六十五里零一百二十步,计地一千八百九十余顷,除宋尚书香火地六顷并高亢地八顷五十三亩依旧令民佃种纳租外,其余地一千八百七十五顷四十六亩二分俱筑堤蓄水” [ 13 ](卷十四《山东》) 。 为防止公众垦殖湖区,导致蓄水削减,另令“凡故决、盗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蜀山湖、安山积水湖各堤岸,并阻绝山东泰山等处根源,有干漕河禁例,为首之人发附近卫所,系军调发边卫各放逐。 ” [ 13 ](卷十三(山东》)即便如斯,蜀山湖在明代仍呈现不竭淤浅之势,围湖造田现象屡禁不止,湖区面积日益缩小。嘉靖时总理河流王以旗称:“漕河两岸原有南旺、安山、马场、昭阳四湖,名为水柜,所以汇诸泉济漕河也,被豪强占种,蓄水不多,而昭阳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国初设湖初意” [ 12 ](卷一百一十五 《运 河水 》) ,但愿朝廷委官清查诸湖,添置闸坝、斗门,培筑堤岸,以恢回复复兴有面积。 《读史方舆纪要》亦载:“嘉、隆以来,昭阳湖为河水淤平,民耕种此中,而南旺、安山诸湖亦多为民所盗种,湖皆狭小,无以济运,漕行其间,多患浅涩” [ 3 ](卷一百二十九《川渎六 . 漕河。 海道》) 。 水柜淤塞,加上垦湖行为的持续进行,导致蜀山等湖济漕功能不竭削弱,一旦遭遇旱灾,便有干涸之困。万历四十三年( 1615 )的山东特大旱灾,使蜀山湖“河枯湖亦枯” [ 2 ] ,漕运一般运作面对严峻要挟。蜀山湖的水源次要来自汶河与沿线诸泉。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大旱使山东鲁北、鲁中地域“三月大雪,桃杏无花,麦熟后大旱,汶水隔离,秧禾尽伤,大饥。 ” [ 14 ]( P411 ) 《莱芜县志》亦载:“春夏大旱,汶水绝流。” [ 15 ](卷十二《大事记》) 运河次要补给河道的干涸,使山东漕河形势非常严峻。同年九月,巡漕御史朱阶奏漕运五议,其一即为“修复泉湖,泇河深不外于四尺,非时加挑浚即至阻舟,夏镇而北别无运道,不外赖闸河以利涉,先臣宋礼乃于昭阳、南旺诸湖设立斗门,名曰水柜,夫然后旱涝俱有备无患,曾几何年而诸湖半为势豪占种,涓滴不留,乞敕总河、抚臣躬亲踏验,凡系先年济运各湖逐个清查归官,堤坝斗门亟时构筑” [ 16 ](卷五百三十六,万历四十三年九月辛卯条) 。 面临旱灾、报酬垦殖导致水柜面积的缩小,朱阶很是忧愁,认为该种环境对国度漕运大为晦气, 需惹起河流部分与处所当局的注重, 通过响应的律例轨制退田还湖,以确保漕河水源的充沛。 第二年,山东旱情没有丝毫缓解,朱阶又言:“先臣宋礼筑坝戴村,夺二汶入海之路,灌此成河,复导洙、泗、汴、沂诸水以佐之, 汶虽率众流出全力以奉漕, 然行远而渴已,自难支,至南旺复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卫, 无昆仑之源, 多尾闾之泄, 能无疲于奔命哉先臣逆虑其不成恃也,乃于沿河陂泽,如所谓昭阳、南旺、马踏、蜀山、安山诸湖,设立斗门名曰水柜,漕河水涨听其溢而潴之湖,漕河水消决其蓄而注之漕, 积泄有法, 盗决有罪无法法久禁驰,湖多旷土,人遂垂涎其间,昭阳一湖已作藩田,其余诸湖高亢处半为势豪占种, 其最洼下者或有行潦闸坝坍塌, 地势淤浅蓄得几许顷山东半年不雨,泉流几断,职按图而索水柜,管河府佐茫然也” [ 16 ](卷五百四十五,万历四十四年蒲月已卯条) ,但愿国度派大臣亲身勘验水柜, 多积储水源,“漕臣不至遇旱而束手矣” [ 16 ](卷五百四十五,万历四十四年蒲月已卯条) 。 这一建议获得了朝廷的同意与核准。 不外沿河水柜被垦殖的现象在明清两代都没有获得处理, 即便国度出台了一系列法令予以禁止,但在好处的差遣下,苍生围湖造田数百年间都没有遏制, 以至延续到近现郑民德:万历四十三年的漕河与山东旱灾 汶上蜀山寺中一块碑刻的解读117 第 38 卷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代,间接导致了南旺、蜀山、马踏等湖泊的消逝。总之,由《游蜀山湖碑记》能够看出,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山东旱灾非常严峻,从蜀山湖浅涸、决湖救河、 河枯湖枯等现象可知昔时漕河面对匮水的危局,而在明代以保漕为国策的前提下,农业用水与水利扶植都要从命于漕运, 这种政策必然会导致灾荒期间苍生农产与糊口的艰难, 使灾荒形成的恶果不竭加剧,发生诸多的社会问题。二、山东灾荒的现状与影响由《碑记》能够看出,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山东发生了严峻的旱灾,并且该次灾荒并非仅发生于山东,其时直隶、山西、河南、辽东等省或地域均分歧程度受灾,不外尤以山东最为严峻,受灾州县近百, 几乎涵盖了山东省所辖全数州县,灾祸“至十分者十之七八,余亦皆八九,绝无轻灾之地” [ 16 ](卷五百三十八,万历四十三年十月癸亥条) 。 旱灾形成的粉碎很是庞大,不单使庄稼绝产、河道隔离、牲畜灭亡,并且导致大量山东公众流寓四方,前去外省乞食,以至有食人、买卖生齿等违背伦理与社会道德之事的发生。 旱灾不断延续到万历四十四年( 1616 ),“山东累灾之余,死徙流浪者十之六七” [ 16 ] (卷五百四十二,万历四十四年二月丙寅条) 。 大量生齿的灭亡使山东经济江河日下,农业歉收,财务匮乏,间接影响了各项赈灾办法的实行, 更进一步加剧了灾祸的粉碎力。起首, 灾荒的分布范畴广, 粉碎性大, 形成的灭亡率很是之高, 以至呈现了父子相食、骨肉相残等有悖人伦的乱象, 对社会道德形成了猛烈冲击。 据《泰安州志》载:“万历乙卯岁,山东大祲” [ 17 ](卷四《艺文志》) 。《齐河县志》亦称:“万历四十三年山东春夏大旱, 千里如焚, 七月复蝗。 ” [ 18 ](卷首《大事记》) ,其他诸如博山县“大饥” [ 19 ](卷四《灾祥》) ,肥城县“旱蝗” [ 20 ](卷十《杂记》) ,宁阳县“大旱” [ 21 ](卷十《灾祥》) ,威海卫、庆云县、邹平县、蓬莱县、平度州、泗水县、利津县都呈现了严峻的旱情或蝗灾。其时不单“田禾枯槁,千里如焚” [ 6 ](卷四十一《五行 四 》) ,并且良多地域“五谷不生,树木枯死,蝗蝻遍野” [ 22 ] ,苍生完全得到赖以保存的物质根本。在这种求助紧急的场面地步下,为谋求保存, 发生了很多有悖人伦与社会道德的惨剧,此中最惶恐者莫过于“食人”。除处所志材料中大量“人相食”的记录外,以至还有不少细致的“食人”描写,读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使人深刻感遭到了灾荒对苍生形成的庞大灾难。像沾化县“百里如焚,芽茁不生,啮木皮,茹草根,尽则割报酬食,以至忍骨肉插标鬻妇,仅觅一饱。 弃婴儿于通衢,任其呱呱,弗之顾而去。恶少不甘饥死,十百为群,夜噪呼,白天攫夺,冀延朝夕命,文罔不避,廉耻尽捐” [ 23 ](卷七《丛谈志》) 。 诸城人陈其猷北上京师招考时,沿途所见哀鸿惨况,绘《饥民图》上奏朝廷,并称:“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行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须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 臣因而数日饮食不克不及甘” [ 24 ](卷三十《传记第二》) 。明代文学家宋懋澄在《九龠集》中也记录:“万里乙卯山东大旱,百卉俱尽,有父尸子爨之,官叩其状,子曰:父不我食且食于人,官涕零葬之。” [ 25 ] 雷同“食人”的案例在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山东灾荒中不堪列举,这充实证了然当面对存亡存亡的境地时, 人的保存需如果远弘远于道德需求的。其次,旱灾使庄稼绝产,苍生流浪失所,大量流民四周乞讨,饿殍遍地,生齿买卖成遍及现象。山东地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苍生安土重迁思惟稠密,可面临着如斯严峻的灾荒形势,固守家乡只能是灭亡,乞讨外埠另有生的但愿,所以大量哀鸿前去直隶、河南、江南等地就食。 《明神宗实录》载 : “山东连年荒旱, 道殣委籍, 父子兄弟互相残食,妇女流鬻江南,淮安遂成人市。响马并起,地点攻劫。” [ 16 ](卷五百四十二,万历四十四年二月丙寅条) 潍县“四十三年大饥,人相食,妇女南贩以万计” [ 26 ](卷六《祥异》) 。 其时的礼科给事中丌诗教亦言:“去岁之冬, 冬省饥民奔命他徙,淮、徐交界,势所必趋,因此聚至数十万。 ” [ 16 ](卷五百四十五,万历四十四年蒲月辛卯条) 除向江浙迁移外,山东相邻的直隶、河南两省也是哀鸿堆积的标的目的。《香河县志》载:“万历乙卯,岁大旱,县饥,饿殍载道,自山东数千里亡命转徙而毙者,更枕相藉也。 ” [ 27 ](卷九《金石》)蒙阴县“万历十四三年大饥,斗米钱二贯,蒙民多死,就食河南者数千家” [ 28 ](卷八《灾 异》) ,临朐县“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至四方,后代贩销于外省,残朽者骨肉相食,逃死者十之七八,尚存者十之二三,火食鲜少” [ 22 ] 。 通过这些史料可知,其时山东哀鸿为免于灭亡之祸,纷纷向外埠迁移,以获取保存的118 第 6 期机遇,同时大量生齿买卖现象的具有,也表现了严峻的灾荒往往导致国度法令成为具文, 当局对下层社会的节制力处于失衡与无序的形态。别的,山东哀鸿之所以多迁往直隶、河南、苏浙等省,除为相邻省份,距离较近外,还由于山东与这些地域水路交通便当,有京杭大运河、卫河相毗连,能够通过相对发财的交通去外埠谋生或逃荒。最初,灾荒形成了下层社会次序的紊乱,大量哀鸿啸聚山林,为匪为盗,以至策动武装起义,对国度政权的不变发生了庞大要挟。 灾荒形态下的公众,求生愿望大于一切,国度保甲、户籍轨制化为具文,束缚力大大下降。 在如许的场面地步下,良多哀鸿往往揭竿而起,通过掳掠粮食、财物来维持本身的需求,并不竭吸引着其他哀鸿的插手,构成要挟社会统治的粉碎性力量。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七月, 山东巡抚钱士完疏言:“东省六郡自正月至六月不雨,田禾枯槁,千里如焚,耕叟贩夫蜂起掠取,相率而求一饱” [ 16 ](卷五百三十四,万历四十三年七月癸亥条) ,但愿朝廷采纳赈济办法以安抚哀鸿, 不变山东处所社会。跟着灾情的不竭加剧,形势进一步恶化,至八月钱士完再称:“东省旱灾,盗起。 据蒙阴县报,竖旗称王,杀死官兵。沂州报,七百人骑马弯弓,掳掠粮畜。费县、济阳各报,白天掠夺。 昌乐县报,三百人掳掠啸聚,声势充溢,行旅戒严,当此时也,一日数惊,苟无以处之,虽空言禁谕,何益?” [ 16 ](卷五百三十六,万历四十三年闰八月癸丑条) 山东各地哀鸿作乱, 使一般的社会次序遭到严峻粉碎,处所当局的办理已处于失控形态。 数月后,哀鸿为乱的现象普遍延伸,“合省饥民九十余万,响马蜂起,掳掠公行” [ 16 ](卷五百四十,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丙寅条) ,已公开无视国度律法。以至直到万历四十五年( 1617 )山东悍贼张计绪、周尧德等人借比年灾荒之机,“乘岁荒倡乱,纠聚亡命,各立头子于泰山、历城、章丘、莱芜等处,出没行劫所至焚毁抢劫,分割失主,截杀官兵,一时情面汹汹” [ 16 ](卷五百五十四,万历四十五年二月已酉条) ,后朝廷派重兵方将其剿除。在中国保守社会中, 灾荒的成长程度间接影响着公众的出产与糊口,当灾荒规模较小时,哀鸿能够通过自救予以处理,成长到中等规模时,国度与处所社会的赈灾办法也能够缓解灾荒的压力,但当遭碰到雷同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山东如许猛烈的灾荒时,无论是哀鸿的数量,仍是对农业出产的粉碎,都达到了史无前例高度,任何赈灾办法面临猛烈的灾情都只是杯水车薪, 不克不及化解大都哀鸿的现实糊口危机,所以哀鸿亡命、饥民饿毙、生齿买卖、响马蜂起等惨剧的呈现就层见迭出了。这些危机不单使社会道德、 国度法令的束缚力不竭下降,并且间接摆荡了民主政权的统治根本,减弱了处所当局的管控能力, 将明王朝逐步带入了消亡的深渊。三、各方采纳的赈灾办法万历四十三年( 1615 )的山东大灾荒,惹起了明当局、处所州县、士绅阶级的高度注重,他们采纳了各类手段与办法进行赈灾, 虽不成能从底子上解救大都哀鸿,但仍然取得了必然的结果。国度的赈灾行动次要有拨放赈粮、宽免税收、蠲除漕赋等,而处所州县与士绅更多采纳的则是开仓放粮、施谷、平抑粮价等手段。 除此之外,面临严峻的灾情,因为赈灾办法乏力,明当局还向上天、神灵、坛庙祭祀或跪拜,但愿天降甘雨,缓解灾情,使苍生可以或许渡过难关。 不外即便朝廷与处所社会费尽心力赈济哀鸿,但仍然有大量公众背井离乡、饿毙荒原,这申明在中国保守社会中,因为科技成长程度低、赈灾手艺掉队、社会保障轨制不健全等缘由,小灾能救,大灾不克不及救的短处是不断具有的。山东灾荒中,明朝统治者面临严峻的旱情,经常通过祭祀神灵的体例以祈求上天的恩德, 但愿以神之力解救民生与国难。 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六月为祷告雨水,“遣公张惟贤、侯郭大成,驸马候拱宸伯陈伟,侍郎李志、何宗彦祭告南郊、北郊,社稷山水、风云雷两坛,护国济民神应龙王之神” [ 16 ](卷533 ,万历四十三年六月癸未条) ;同月为使上天、神灵理解祈雨诚意,停刑、禁屠五日,神宗曰:“今岁亢旱非常,朕心深切警惧,谨于宫中竭诚露祷,将紧要政务次序递次举行,尔大小臣工也都要痛加修省,尽心营职,毋事虚文,其祭告各官务竭虔感格,称朕敬天勤民之意” [ 16 ](卷五百三十三,万历四十三年六月戊寅条) 。除寻求精力方面的抚慰外, 明当局还采纳了一些现实办法赈灾。昔时八月,“以畿南、东省两地旱灾,发临德二仓粟米平粜,每处各十万石” [ 16 ](卷五百三十五,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丁亥条) 。十月,户部命“自历城至德州一百四州县其有粮者免存留,其无粮者免盐钞自历城至单县七十三州县,漕粮概折五钱。 自诸城至蓬莱二十九州县原无漕粮,惟纳仓米,概从五钱折纳” [ 16 ](卷五百三十八,万历四十三年十月癸亥条) ,但愿通过蠲免部门漕粮、税收的体例减轻公众压力。郑民德:万历四十三年的漕河与山东旱灾 汶上蜀山寺中一块碑刻的解读119 第 38 卷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神宗本人对于灾情也很是忧愁, 称:“东省灾伤非常, 朕衷恻悯, 前已有旨准留额税银两并临德仓粮赈济, 以昭朝廷恤念灾黎德意, 其六郡包税银两, 既称处所旱蝗困苦, 准将今岁、 下年包税蠲豁。 ” [ 16 ](卷五百三十八,万历四十三年十月癸亥条) 他预备进一步加大赈灾力度。地方当局赈灾办法的施行需要处所勘灾、报灾、户部核查、皇帝批复等,法式非常繁杂与迟缓,对于挣扎于灭亡线的哀鸿往往缓不救急, 而处所当局、 村落社会中的士绅可以或许按照灾情的现实成长环境采纳针对性的行动赈济哀鸿, 其成效愈加较着一些。 如山东副使沈珫,“万历四十三年山东旱蝗大饥,巨盗刘好问等聚众为乱,僚属畏祸各托故去,珫兼数篆,发廪振给,擒盗首斩之,召集流移,置常平仓,立公墓” [ 29 ](卷一百零五《人物三十二 . 吴江县》) ;博平县令马绍芳“万历乙卯莅任,值大祲,慨捐俸金二百两,立粥厂十八处以赈饥民,所全活者甚众” [ 30 ](卷二十一《名宦二》) 。 济南府的某些州县面临市场粮价昂扬, 苍生难以买粮过活的窘境,“奉行官粜之法,以故谷价不至大贵” [ 31 ](卷七十一《杂记》) ,从而在必然程度上遏制了粮价上涨的趋向, 连结了粮食市场的不变。除处所当局赈灾外,良多乡绅、士人、义者也尽其所能布施本地的苍生。 如平度州人孙积粮“万历四十三年大歉,里人鬻田宅以自活,苦无主,向积粮求售,积粮出粟以济,使勿鬻产,人不愿,皆书契以投之,时积粮亦佯受,及岁既稔,积粮发还众田,检诸买券与诸鬻田宅集里南焚之,使人复业,里人至今认为嘉话” [ 32 ](卷十八《明人物》) 。东昌府士子许霓看到哀鸿流浪失所的惨状后, 心有不忍,“出谷千石以食饥民” [ 30 ](卷三十二《孝义》) ,使大量苍生免于灭亡之祸。在山东大灾荒中,地方当局、处所社会的赈灾办法都阐扬了必然的感化, 但其特点也有着较大的差别。国度层面上的灾荒赈济往往规模很大,涉及区域普遍,布施哀鸿的数量浩繁,但同时也具有着周转时间较长,办理坚苦,不克不及做到具体问题具体阐发的短处。而处所当局、村落士绅的赈灾多局限于某一地域、某一县、某一村落等,赈济的人数与规模无法与国度层面比拟, 但赈济体例却多种多种,可以或许因时制宜、量体裁衣,按照灾荒的现实成长程度随时予以调整,更具合理性与科学性。四、结语从《游蜀山湖碑记》中关于湖泊、漕河、蜀山的描述中可知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山东发生了严峻的旱灾,对其时的国度、社会、民生都发生了严峻的风险。 起首,干旱使漕河水柜浅涸,不克不及为运河供给充沛的水源,耽搁了国度漕运的一般运转,加之沿线公众、豪强的垦殖勾当,使运河匮水的现象更为严峻,惹起了地方当局的忧愁与担忧。 其次,灾荒使下层社会陷入紊乱之中, 干旱导致农业歉收、庄稼绝产、蝗害遍及,苍生无粮可食,只能四周流离,以至发生了“食人”如许的惨剧,对社会道德发生了猛烈的冲击。 更为严峻的是大量哀鸿沦为匪盗,处置掳掠等违法勾当,使下层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摆荡了民主社会的统治根本,使明王朝逐步走向消亡的深渊。 再次,面临重灾,国度与处所社会的赈灾办法起到了必然感化, 但面临复杂的哀鸿群体、 破败的村落经济、 陷入绝境的民间次序,无限的赈灾行动只能临时缓解部门地域、少数哀鸿的窘境, 对于大大都哀鸿来说不克不及起到丝毫的感化。最初,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山东旱灾之所以形成如斯严峻的恶果,除与灾荒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旱蝗接踵等天然要素相关外,还与明王朝的政治场面地步密不成分。明朝延续至万历中期,不单君主昏庸,持久不睬政事,并且宦官擅权、吏治败北、党争不竭,宫廷内部的权力抢夺也是此起彼伏,大大减弱了明王朝的国力。同时,万历皇帝努力于攫取民间资财,设置大量矿监税使于全国各地,疯狂打劫下层苍生财富, 处所社会仓政废弛, 积储匮乏,面临重灾,没有足够的物质根本予以支持,发生恶果也是汗青的必然。(本文的写作获得了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吕德廷博士、 淮阴师范学院李德楠副传授的指点与协助,在此暗示感激! )120 第 6 期(义务编纂:庄暨军)Cao River and Droughts of Shandong in the 43rd Year of Wanli Reign--Interpretation of a Tablet carving In Shushan Temple, Wenshang CountyZHENGMin-de( Institute of Canal Studie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 During his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Canal in Shandong, author of this paper found in ShushanTemple, Wenshang County a tablet carving made in Ming Dynasty, which, though narrating personal tour,contains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situation of Shushan Lake, a major reservoir for Caohe in Ming andQing Dynasties. Through study of the drying process of the lake in that period, and combined with recordsof mass peoples lives, we examined the severe droughts occurring in Shandong in in the 43rd Year of WanliReign and the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by the Central, local authoriti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so as to revealthe huge impact of traditional disasters on local society.Key words : 43 rd Year of Wanli Reign; Cao River; Shandong; drought参 考 文 献[ 1 ] 沈葆桢 . 光绪安徽通志[ M ] . 清光绪四年刻本 .[ 2 ] 丁绍轼 . 游蜀山湖碑记[ M ] . 现存汶上县蜀山镇蜀山寺中 .[ 3 ] 顾祖禹 . 读史方舆纪要[ M ] . 清底稿 .[ 4 ] 孙承泽 . 天府广记[ M ] . 清钞本 .[ 5 ] 张廷玉 . 明史[ M ] . 清武英殿本 .[ 6 ] 穆彰阿 . 嘉庆大清一统志[ M ] . 四部丛刊本 .[ 7 ] 胡渭 . 禹贡锥指[ M ] .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 ] 谈迁 . 北游录[ M ] . 清钞本 .[ 9 ] 李斗 . 扬州画舫录[ M ] . 清乾隆六十年天然盦刻本 .[ 10 ] 贡修龄 . 斗酒堂集[ M ] . 明末刻本 .[ 11 ] 王鸿绪 . 横云山人集[ M ] . 清康熙刻增修本 .[ 12 ] 傅泽洪 . 行水金鉴[ M ] .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 潘季驯 . 河防一览[ M ] .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 ] 张树明 . 天津地盘开辟汗青地图说[ M ] . 天津:天津人民出书社, 1998.[ 15 ] 张梅亭 . 民国莱芜县志[ M ] . 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 16 ] 明神宗实录[ M ] . 上海:上海书店, 1982 年影印本 .[ 17 ] 任弘烈 . 康熙泰安州志[ M ] . 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 18 ] 杨豫 . 民国齐河县志[ M ] . 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 19 ] 富申 . 乾隆博山县志[ M ] . 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 20 ] 凌绂曾 . 光绪肥城县志[ M ] . 清光绪十七年刻本 .[ 21 ] 高升荣 . 光绪宁阳县志[ M ] . 清光绪五年刻本 .[ 22 ] 三官庙碑文[ M ] . 山东临朐县天启辛酉碑 .[ 23 ] 丁懋逊 . 新修沾化县志[ M ] . 明万历四十七年刻本 .[ 24 ] 宫懋让 . 乾隆诸城县志[ M ] . 清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 25 ] 宋懋澄 . 九龠集[ M ] . 明万历刻本 .[ 26 ] 张耀璧 . 乾隆潍县志[ M ] . 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 27 ] 王葆安 . 民国香河县志[ M ] . 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 28 ] 沈黻清 . 宣统蒙阴县志[ M ] . 民国间钞本 .[ 29 ] 冯桂芬 . 同治姑苏府志[ M ] . 清光绪九年刊本 .[ 30 ] 嵩山 . 嘉庆东昌府志[ M ] . 清嘉庆十三年刻本 .[ 31 ] 成瓘 . 道光济南府志[ M ] . 清道光二十四刻本 .[ 32 ] 保忠 . 道光重修平度州志[ M ] . 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郑民德:万历四十三年的漕河与山东旱灾 汶上蜀山寺中一块碑刻的解读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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